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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6 15: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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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刘旭:IT江湖
和雷军、王永民、鲍岳桥等如雷贯耳的人相比,刘旭不算太知名,只能算个二线名人(仅按名气不论技术)。他最大的贡献是,从中撕开一个口子,把掌声簇拥、鲜花笼罩、不断诞生财富神话的IT,以及IT不为外人所知的江湖黑洞,巨人和侏儒,善与恶,血淋淋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事情要从王新创办瑞星说起。
王新主要履历和荣誉:
1984年进中科院计算所;1990年创办万达轻印刷世界;1991年创办瑞星电脑科技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优秀科技企业家,首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刘旭主要履历和荣誉:
1978-1982年,福州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1982年,福州大学任教;1987年,中科院计算机软件专业研究生;1989年,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室工作;1993年,北京瑞星总工程师。
瑞星杀毒软件的设计者和发明人,我国第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业内被称为“中国杀毒软件第一人”,“国家863计划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
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北京地区优秀软件一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9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提名奖,2000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提名奖,北京市第五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封闭已久的大门,有市场眼光的科技人员纷纷走出体制。北京作为首都,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信息优势,又聚集了众多的科技人员,所以这股“公司潮”刮起来,以北京最早、最多、影响最大;北京所有的单位部门中,又以中科院为最。
1989年,王新(有时作王莘)还在中科院计算所,找到本院数学所的刘旭,邀请他出山办公司。王新时年26岁,比他大3岁的刘旭却是另外一种想法:“40岁以前,只做实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的软件。”在刘旭的脑子里,认为搞计算机是科研,和挣钱没有啥关系。
1990年,深圳华星在广告里,称其防病毒卡一年销售了2万套。受此刺激,王新再次找到刘旭,这次拿着新加坡的一个杀毒软件,希望他能开发一张反病毒卡。刘旭看了看说,“要做肯定比它做得好,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在王新的盛情下,刘旭花2周时间,做了很详细的整体设计,另找一个博士编程,很快做出了产品。
1991年,王新靠刘旭研制的防病毒卡打天下,成立了瑞星公司。
1993年,刘旭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加盟瑞星。4月,瑞星防病毒卡一个月销售一万套,达到了顶点。
由于软件的缺陷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上世纪90年代及以前,流行的是硬件防毒,瑞星的产品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后来防病毒卡逐渐被杀毒软件所取代,瑞星走在下坡的路上。
1998年,瑞星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公司改组后,重新回到杀毒软件市场,推出可以清除宏病毒的Windows版本杀毒软件,成为国内第一个清除宏病毒的杀毒软件,被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并且被列入九八国家级火炬项目。瑞星成为中国大陆主要杀毒厂商之一,可以说是瑞星的重新发迹年。
早在1996年7月,到美国交流反病毒经验的刘旭,看到宏病毒在美国泛滥成灾,感到机会来了,因为中国的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宏病毒和DOS病毒的感染机制不一样,一个感染数据,一个感染程序。”回国后刘旭开始研究宏病毒,并夸下海口,说有个十天半月就可以搞清楚Word的文件结构。真干起来,刘旭摇头了:“Word的文件结构太复杂了!”向微软要,人家明确告诉他,绝对不可能提供。就喜欢和人拚技术刘旭反而高兴起来,“瑞星公司拿不到Word文件结构的资料,国内其它公司也应该拿不到。”
刘旭卷起袖子大干起来:写一个Word文件,用Debug分析一下它的结构;然后修改这个文件,再用Debug分析文件结构在哪里改变了;加上一个宏,分析宏加在了Word文件的哪个部分。“我在大学里搞编译,猜人家的意思,相对猜得比较准。”1997年春节,刘旭第一次没回福州老家。
刘旭将程序员的生活概括为“这不是人干的活”,“非常苦,苦不堪言。1997年,将近30天,我每天只睡2个小时;到7月份,我的脸都是绿的。在科学院,我曾经连续50天,每天搞到早上6点多,睡到上午10点起来,然后再干到第二天6点多;编了6万多行C语言,而且全部调通,苦不堪言。”“做程序没有自我牺牲精神,程序肯定写不好。做程序就是拼命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一定要把它做成最好的。”
对于写杀病毒软件,刘旭认为“更要带着十分的责任感,因为杀病毒软件在理论上是有副作用的,杀不好会把文件杀坏,杀病毒其实是病毒的逆过程;杀病毒软件如果有问题,本身就是病毒。所以,我写程序的时候,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压力很大。”但“做完之后,大家都承认你做的东西确实有特色,广大用户在用,那种感觉不是用钱能回报的。所以,下辈子从头再来,我可能还是写程序,程序给我带来很多乐趣。”
苦干了5个月,1997年3月,刘旭拿出第一个杀宏病毒的产品,但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到一年后宏病毒在中国大面积爆发,刘旭的杀毒软件才大显身手。
1999年,人类即将进入新千年,也是在瑞星史上需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的4月,公司总裁的位置被一个“外来人”刘旭取代了!
中国IT历史上,瑞星可以说是一家极具代表性的企业。10年生死沉浮,瑞星从一个作坊企业迅速达到顶峰,又迅速滑到谷底;沉寂多时之后,又奇迹般起死回生,再一次成为国内杀毒市场的王者。
这是一个奇迹!是谁创造了这个奇迹?──是刘旭。
1999年之前,瑞星几乎是王新一人的天下。这不奇怪,王新是瑞星的绝对大老板,他是公司的创始人和最大的股东,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刘旭只能站在王新背后,用自己天才般的才华,编写着那些让同行为之震惊的程序,最终成就了瑞星这一响当当的杀毒品牌。当然,他也为自己赢得了“第二大股东”的地位,尽管“第二”与“第一”遥远得像两个星球。
加盟瑞星近7年,以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之后,“拥刘倒王”的呼声在瑞星内部此起彼伏。CIH病毒大爆发是个契机,瑞星在总工刘旭带领下,成为国内第一个解决CIH的公司,刘旭声望日隆。王新是个聪明人,种种压力下选择了妥协,退位“让贤”,把刘旭推上了前台。
公司对外的解释,王总是因为“身体原因”。骗傻子呢,一个“身体原因”就能把不啻一场宫廷政变给搪塞了!
不可否认,两人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但也绝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派系之争、个人恩怨。
圈内的人都知道,刘旭是一个执著得有些过分的技术“狂人”,在他眼里,技术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于写反病毒程序,刘旭永远都要求自己超过别人,“我可以吃再多的苦,可以苦不堪言,可以连日加夜写个不停,但我不能忍受别人的反病毒程序比我强,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刘旭说,“没有人能够影响我,我是很自负的!”“我这人很自负,很难有一个人让我很服气,除了我不在意的方面,否则我一定都要超过别人。”
圈内人说,对于自己的技术能力,刘旭几乎自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要说国内的竞争者,就是NAI、赛门铁客这样的国际巨头,刘旭也从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如果单比技术高低,没有人可以与他抗衡。
当初刘旭到瑞星,是王新几番苦劝和邀请才来的,也许王新正是看中这一点。但正是这一点,成了两人之间解不开的一个死结。刘旭很快发现,商业产品的开发跟做科研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做科研讲求的是技术领先和创新,做商业要最大限度地适应销售和市场推广。根据个人惯性,刘旭选择的是追求技术完美,主张技术挂帅。在他看来,应该是技术引导市场,技术领先自然就会得到用户的认可;产品应该追求尽善尽美,否则就不应该卖给用户。在这一点,刘旭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对商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大股东王新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当是市场挂帅,市场决定一切。刘旭及技术团队在技术细节上“钻牛角尖”,精神虽然可嘉,但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是开发周期不断拉长,多耗费了资金不说,更严重影响产品推向市场的时效性。所以相对技术研发而言,王新更致力于市场操作、品牌宣传和资本运作。
作为学院派的技术男,刘旭不能理解,王新为什么那样在意市场和炒作;正如商业派的市场控,王新也无法接受刘旭视技术如至宝一样。
所以在刚开始,两人的合作就蒙上一层阴影。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也在不断地“磨合”,互相有一些观念和做法上的调整,但毫无疑问,两人是在一层阴影下的合作、争斗、妥协。
这次,是技术派暂时赢得第一个回合。
1999年4月到2003年3月,刘旭为总裁的4年时间,瑞星从几乎在杀毒市场消失,到成为国内市场领导者,刘旭几乎是只手擎天,瑞星员工私下称为“刘旭时代”。正因为如此,刘旭在许多员工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地位。
身体早已养好的董事长王新,重新自任总裁,这次轮到刘旭身体“有病”了,而且被彻底踢出了瑞星。
这一幕,与四年前如出一辙,果真是一个轮回。这次轮到市场派欢呼雀跃了。
为了让人相信是真的,瑞星一位副总把刘旭的“病情”说得非常详细:“早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刘旭就出现了心脏早博的健康问题,……我曾经看到一次,刘旭在办公室里,脸色都煞白煞白的,病情确实很严重。”
对于王新和刘旭的关系,一些如娼妇一样毫无节操、早已沦落为权势和金钱奴隶的媒体说,两人配合默契,感情尤其好,甚至肉麻地称二人“如鱼得水”、“惺惺相惜”;在他们笔下,两人简直就是一对铁基友。
刘旭确实有病,却不是这次“下课”的直接和真正原因。了解瑞星的人知道,二人积怨甚深。刘旭身边的人甚至这样说:王新如果不是实在需要刘旭,或者说瑞星不能没有刘旭,以王新的性格,早就把“性格内向而执拗自负”的刘旭赶走了。10年来,刘旭与王新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了1999年那一出,早在1998年,瑞星就曾传出刘旭“离家出走”的消息。──这一次,他是真的“离家出走”了。
几乎在刘旭出走的同时,瑞星内部开始一次大清洗:把整个系统集成部门给裁掉了,这个部门被认为是“亲刘”的;销售部门共60多人,有20人被炒了鱿鱼。这些人每人拿着不到5000元的补偿金,心情复杂地离开了瑞星。
刘旭离家出走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瑞星上市问题。
2002年,瑞星曾公开表示,公司正在积极谋求上市,并且已经开展上市前的准备工作。那位证明刘旭“病情”的副总对记者说,瑞星希望成为“第一家”在国内上市的杀毒软件企业,“我们一定要赶在所有同类的软件企业之前,在国内上市!”
瑞星在上市道路上低调而神秘,但了解内情的人知道,瑞星在内部不仅不低调,反而极其高调,将上市列为“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几乎专门设立一个班子。瑞星看到了希望,已经到上市前的辅导期,这也是最为关键和脆弱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瑞星董事会当然不允许有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刘旭偏偏发话了。2003年1月21日,刘旭曾公开表示,瑞星公司对上市没有兴趣,“一个企业上不上市不是很重要,而业绩是最重要的。”
一个总裁,刘旭注重公司的业绩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对投资人而言,上市肯定比业绩重要得多,因为他们寻求的是更高的回报,而上市显然是获取高额回报的一个最佳途径。
实际上,刘旭被辞,不过是技术派与市场派争斗的最后结局,是10年冤家对头对决的结果,上市不过一小截短短的引信。
作为瑞星的技术领袖,刘旭太过于信任技术了,这是他败走麦城的致命伤。技术或许能够赢得用户,或许能够压倒竞争对手,但技术无法跟资本抗衡。在资本面前,技术永远都是弱者。
在外国,资本的胜利屡见不鲜;在中国也不是绝无仅有,仅IT界,这已是第三次重演。
2001年,也就是2年前,新浪网的创始人,新浪网的精神领袖,新浪网众多产品的开发者王志东,刚把新浪送上市,就被新浪股东扫地出门,黯然离去。
在此之前,有一场至今被人议论不休的“柳倪之争”。事件的主角,一个是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一个是著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联想总工倪光南。没有人否认,联想第一款产品“联想汉卡”对造就联想的重要意义,这款汉卡就出自倪光南之手。但是,在一番激烈的较量后,即使以院士之尊,倪光南也没能逃出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天才的落荒而逃常常给人以失败英雄的遗憾。从倪、王,再到刘旭,一再上演的故事无不令人扼腕叹息,引发对联想等企业的讨伐。资本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这难道是商业规则的宿命?技术真的就这样不堪一击?在这个世界,资本和技术到底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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