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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80年的光辉历程。纵观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电子防御和反辐射摧毁等电子对抗技术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威力，一部小小的无线电台简直无足挂齿。然而，中央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却没有一部无线电台，与上海党中央联系全是通过秘密信件。1930年9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时，与友邻黄公略部只隔一条铁路，却不能互相联系，长沙两攻不克。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此次作战因没有无线电通信而失去战机。
王诤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队长，在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建奇功。
1930年12月30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21岁的黄埔六期通信科学员王诤和刘寅等十余名无线电报务和机务人员参加了红军。听说红军在前线还缴获了敌人的无线电台，毛泽东、朱德非常高兴。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在龙冈红军总部驻地，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鼓励他们为建立红军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并授命王诤组建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
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是从半部电台起家的。在清理战利品时，由于不知电台为何物，一红军战士将发报机损坏了，只剩下接收机。王诤利用接收机对敌进行侦察，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长期迂回在闽赣山区、消息十分闭塞的毛泽东看到王诤送来的当天的新闻稿，真是喜出望外。1月中旬，朱、毛首长决定，立即组建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朱、毛还亲自为无线电训练班发布招生令。2月，由王诤主持的第一期训练班正式开学了。这个训练班，后来发展为军委通信学校，为我军各部队和地下斗争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技术干部和通信指挥人才。
1931年4月上旬，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3万红军抵挡20万敌军。王诤和电台的同志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红军主力在东固、龙冈、上固地区隐蔽集结了20多天，仍不见敌人的动静。正在焦急之时，5月15日黄昏时分，王诤收听到重要情报。
“我们现住富田，明晨出发。”
“到哪里去？”
“去东固。”
……
根据判断，这是敌王金钰第五军所属二十八师公秉藩电台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那时，国民党部队配备的无线电台也很少，发报多用明码。王诤了解国民党部队的情况，熟悉报务员们发报的手法。他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抄送朱、毛首长。
在敌人夹缝里隐蔽了20多天，为寻不着战机而焦急的朱、毛首长，看到王诤送来的重要情报，十分高兴，连夜调动部队，设置好从富田至东固之间的伏击圈。5月16日清晨，敌人果然出动了。在短短15天时间里，朱、毛红军连续打了5个大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两次“围剿”接连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他亲自出任“围剿”总司令，调集了30万兵力，分兵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6月30日，红军总部电台截获一份蒋介石发给前敌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敌军将乘我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机，大举进犯赣南根据地。朱、毛首长急电一、三军团主力回师赣南！我红十二军向黄陂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引诱敌人。主力部队则由敌军之间20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穿过，回到兴国境内。在40天时间里，红军歼敌3万余人，缴枪1.5万余枝，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至此，红军已有6部电台。军团之间终于可以通过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了。
12月14日，由我党策动的宁都兵变胜利后，起义部队带来8部电台、40多名报务和机务人员。红军无线电台有了一个飞跃发展。红军总司令部决定将无线电大队扩建为无线电总队。朱德、毛泽东亲自任命王诤为总队长。
就在这年9月中旬，中央根据地终于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络。1932年春天，上海党中央通过苏区中央局又同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建立了无线电通信，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央红军首次进行大兵团高度机动作战。王诤组织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出色地保障了作战指挥任务的圆满完成。 鉴于王诤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建立的特殊功勋，经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提议，1933年8月1日，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
毛泽东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周恩来一语概之“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由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党中央对各根据地的指挥主要靠无线电通信。我军仅有34部电台，难以保障各战场通信联络的需要。1938年6月，在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兼三局局长王诤的领导下，延安通信材料厂正式成立了。王诤把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有专业技能的大学生和技术工人尽可能吸收到通信材料厂，鼓励和指导他们用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制通信器材。
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更谈不上生产通信器材所需的原材料了。王诤发动大家就地取材，将从民间收集到的铜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件的代用品。他们还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知名人士以及爱国商人采购无线电元器件、手摇发电机和电工材料。周恩来副主席利用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之便，想方设法为王诤他们筹集通信器材。
1946年6月，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为反对内战，驾机飞抵延安。飞机上的通信、导航设备可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必须迅速拆卸下来。王诤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组，经过两天苦战，终于将飞机上所有机件完好地拆卸回来。不出所料，几天后，国民党飞机飞临延安上空，把起义飞机炸毁了。之后，材料厂的同志们又把飞机残骸全都拉了回来，留作制造收发报机的原材料。
延安通信材料厂生产的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干电池等器材，大大缓解了我军通信工作的困难。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军委三局和各根据地已能制造装配1000瓦以下的多种功率的多级发信机，3灯、4灯和质量较好的超外差式收信机，50门以下多种规格的磁石电话交换机等。到抗战胜利前夕，我军的无线电台已发展到近700部，基本保证了党中央、各部队以及地下斗争通信联络的需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几次提出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1940年春天，赴莫斯科养伤归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予我党的广播机。王诤受命筹建和领导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土建和安装工作完成后，随广播发射机配套的4马力发电机的驱动就成了关键问题。王诤与有关人员研究，提出用两个汽油桶相连接作为木炭炉，用燃烧木炭产生的煤气作动力，发动汽车引擎，带动发电机发电。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发电机终于成功运行。正式播音在即，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相继传来好消息，接受到延安的广播信号，收听情况良好。奇怪的是延安附近地区却听不到自己的广播。王诤分析，延安附近山多，受气候、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广播信号衰减较大。他提出改用长波，再次试播。12月30日，一个响亮的、振奋人心的声音传遍中华大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真理的电波开始向投降、分裂和倒退的谎言宣战！ 1947年3月，胡宗南以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为拖住敌人主力，毛主席确定将后方设在山西临县，并在河北平山设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他自己率一支精干的指挥机构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根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王诤对通信联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将足够数量的大功率电台作为固定通信基地设在山西临县中央军委后方机关；将辅助的固定通信基地设在平山中央工委；留4部15瓦小功率电台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以中间带两头，确保毛主席指挥决策的畅通。
毛主席率领指挥机关隐蔽在绥德以西的一条小山沟里，与胡宗南部队仅一山之隔。蒋介石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他气急败坏地把美国援助的无线电测向定位设备运抵陕北，妄图寻找到毛主席的指挥方位。王诤构思并实施的战略指挥通信网，顺畅地保障了党中央对全国解放战场指挥决策的实施。经过半年苦战，我军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转入全面反攻。毛主席对这一时期的通信联络工作十分满意。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周副主席将此举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王诤的钻研精神和出色才能，深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但凡与电有关的、技术性强的工作都要请他挂帅。
1949年10月1日，一个庄严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伴随着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人民空军组成的飞行编队第一次从新中国首都的上空展翅飞过……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王诤将军，却有一份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喜悦。
一个月前，王诤从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那里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负责开国大典的全部通信保障工作。北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庆祝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白手起家，不要说天安门城楼上的麦克风、广场的扩音设备，就连一根导线都要王诤亲自组织筹办。为了保证信号畅通，扩音器音质清晰响亮。王诤特地从接收国民党的军用物资中，挑选了两台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被称作“九头鸟”的高音喇叭，并亲自带人将扩音设备架设在广场两侧，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做了多次试验。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原计划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在旗杆下手动升旗。王诤组织力量突击研制出一套电动升旗装置。毛主席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轻轻摁动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会自动升上蓝天。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观赏着夜空中与探照灯相辉映的五彩缤纷的礼花，王诤沉浸在无比幸福和激动之中……
如果把新中国比喻成屹立在东方的巨人，那么遍及全国的通信线路就像密布全身的神经网络。1948年，三大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时，王诤就郑重地向周恩来副主席递交了一份新中国国家电信实施方案。北平和平解放后，王诤立即率部进入北平城，接管国民党华北电信管理局和北平广播电台，逐步接通了中央军委通信总台的全部联络。王诤又从全军抽出数以万计的通信干部，随解放大军的推进，对全国各地、各行业的电信通信机构、企业、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接管，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达全国的有线电干线网，使新中国邮电事业初具规模。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刚刚走出解放战争的硝烟，我军的通信装备程式庞杂，不仅给通信器材的供应和维修带来诸多困难，还使通信保障系统存在着难以设想的隐患。为保障入朝部队通信指挥的畅通，王诤亲临前沿阵地进行视察，他提出：一线战斗部队的通信装备要牢靠轻便，解放双手；通信器材力求简化统一，性能互通，部件互换。回国后，他立即组织南京无线电厂和天津无线电厂的技术人员紧急研制适应各种地形、便于人力背负的新型通信机，以统一全军的通信装备。不到两年时间，这些自制的通信装备便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战场，很快在全军实现第一代国产新型装备的换装。故事片《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在无名高地，他头戴耳机，肩背电台，双手紧握爆破筒，高喊“向我开炮！”的壮烈场面，深深印在每一位观众的脑海中。英雄王成背负的就是王诤带领研制的我军最新式的短波电台。
1956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战斗号令，“两弹一星”工程开始启动。王诤出任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并兼任二分院院长，主持五院工作。王诤参与领导航天工作的6年，正是我国导弹、航天事业起步的最艰难的时期。面对赫鲁晓夫集团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和钱学森等不屈的中国航天人一起，坚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筹建酒泉发射基地，第一枚仿制导弹1059成功发射，到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准备，王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为了加速电子技术和军事无线电工业的发展，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王诤出任四机部部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开始了为我国电子工业奠基的攻坚战。
王诤参加革命前只有高中文化。在几十年的斗争中，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阅读了大量专业技术书籍和外文书籍，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掌握了渊博的学科知识。红军时期，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送给毛泽东和朱德每人一块手表。每当手表出现故障，他们都要请王诤帮忙修好。在延安，首长们的电子管收音机、照相机出现了故障，也要送到王诤那里修理。王诤的钻研精神和出色的领导才能，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久而久之，他们形成习惯，但凡与电有关的、技术性强的工作，都要请王诤挂帅。王诤不负厚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要阶段，都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王诤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通晓众多高科技领域。人们说，在领导岗位上，王诤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行家组织专家。他真诚地关心、爱护、帮助知识分子，为他们发挥技术特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空间。
全国解放初期，有100多名海外归来立志报效祖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在南京、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王诤立即派人把他们接到北京，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保留原薪待遇，又很快组建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接着扩建为电子科学研究院。国防部五院成立时，王诤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院整体划归五院，成为突破航天技术的骨干力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成为“两弹一星”功勋专家。
王诤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拿下卫星地球站！言而有信，生命垂危的周恩来露出欣慰的笑容 王诤是个硬骨头，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诤言笃信，刚正不阿。“文革”中，王诤英勇无畏与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的精神，得到许多老同志的赞扬和钦佩。王诤还未被解放，朱老总就点名让他陪同参观全国电子展览。王震副总理请他到家里做客。一见面，高兴地说：“王诤同志，今天，我请你吃肉骨头，哈哈，你是真正的硬骨头啊！”
在197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王诤是红军无线电的祖师爷，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根据主席的指示，叶剑英副主席找王诤谈话，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王诤说：“我在四机部，工作没做好，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我想回四机部工作。”“文革”后，许多老同志都带有心灵“创伤”，王诤是为数不多的要求“官复原职”的正部级干部。
1973年新年刚过，王诤被周总理请到西花厅。周总理开诚布公：“据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说，10年之后，我们的通信卫星可以上天。我想，在通信卫星发射之前，与之配套的地球站就应建成了，否则，眼巴巴地看着卫星吊在空中不能使用。”说着，总理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期间送给我国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图片。 “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制造？”不等王诤回答，总理又说：“看你忙成这个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给你加担子了，可是建地球站的事，只有交给你了！你看两年时间够不够？”周总理像是询问，又像是命令。 面对着周总理期待的目光，王诤郑重表示：“三年之内，我们可以造出地球站！”
在座的一位老同志担心王诤夸下海口今后不好收拾，想给他下个台阶，于是插话说：“老王啊，不要吹牛皮啊！”
周总理信任而肯定地说：“王诤同志说成，就一定能成！”
王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仅立下“军令状”，而且还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设想和建议：我国的卫星技术体制，应与国际卫星通信组织使用的频段相一致，以便加入国际卫星通信网，一旦打起仗来，可以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有关卫星加密的问题应从终端上解决。对此，周总理非常满意。
凡是熟悉王诤的人都知道，他工作起来不要命。春节刚过，王诤就带领四机部有关技术人员来到当年电子工业实力最雄厚的江苏省，进行了49天的深入调查研究。白天，他马不停蹄地考察生产设备和加工力量；晚上，还要请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介绍卫星通信方面的知识，经常熬到深夜。回到北京，他以四机部的名义，向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提交了《关于在1975年突破卫星通信技术，力争尽快解决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会战期间，王诤除派专人频繁往返南京联络外，还亲自下到南京协调进度，解决问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国第一座模拟式10米天线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在南京总装调试成功，接收到位于印度洋上空、距地面36000公里的国际Ⅳ号卫星的信号，图像清晰，色彩协调，伴音清楚，还接收到24路电话信号。王诤兴奋地把这一喜讯通报给生命垂危的周总理。周总理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期3年，言而有信，谢谢他们了！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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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4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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